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产业链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开始反思过去单纯以效率为主导的供应链管理思路，更多考虑效率和安全的平衡。甚至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政府也开始反思产业链政策，强调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以社会成本作为产业配置的最终标准，对医疗、高科技等关键产业供应链布局进行调整，比如对国内应急供应链备份、引导关键产业的回流以及回归区域化、缩短价值链等。

     “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疫情通过对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冲击，影响到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趋势。我们的研究认为，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

       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的下游生产商提供信心和保证，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对于评估中国对外国（尤其是对美国之外国家）的经贸关系稳定性、权衡经贸制裁措施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一般的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更多障碍。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面临一定隐忧。尤其是美国机构将中国扣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并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这将主要影响到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因素使得后发国家的赶超过程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约束条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碳关税可能使出口导向模式的复制难度进一步上升。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作为一个参照，美国在2008年也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了尝试，也就是《沃纳-利伯曼法案》。虽然该法案最终没有通过，但第1306条款也列出了免于征税的三类国家清单。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一般体量不大，其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也较小。但是另一些在最不发达国家之上，且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例如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额外约束。相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从粗放型扩张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出口贸易内涵的碳也已经开始下降。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传统工业会受到冲击，但是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中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可能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种种迹象表明，印度、越南等后发经济体，甚至是全局意义上劳动力密集型、高碳资源密集型的后发经济体，其赶超的历史窗口期有可能将逐渐关闭。这个关闭的过程取决于数字化、绿色化生产方式的发展速度。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向于固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将更加艰难——对于中国而言，这方面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需要综合评估。